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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冠肺炎疫情看生态道德建设
 
发表日期:2020年2月26日   
    

编者按

 

  庚子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引发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深度反思。本刊特别约请龙静云、龚群、陈泽环三位伦理学者分别从生态道德、公共健康、生命伦理学角度,就如何理性认识和科学应对这一疫情展开研讨,并从伦理道德方面为抗击疫情提供建设性意见。

从新冠肺炎疫情看生态道德建设

作者:龙静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将“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纳入“推动道德实践养成”层面,提出“绿色发展、生态道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此次在湖北省武汉市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印证了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既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建构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1.敬畏自然的伦理精神和生态道德素养  

  敬畏是人类的一种伦理精神与道德品格。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意思是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有德之人,敬畏圣人的思想理论;小人不懂天命而不加敬畏,对有德之人态度轻慢,对圣人的言说多有轻蔑。其中的“天命”实际上是指自然及其运行规律。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对自然和自然规律怀有敬畏之心呢?这是因为,人类是自然在演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高级动物,须根据大自然的时节变化、气候变迁与星移斗转来安排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如春耕夏作、秋收冬藏,春夏减衣、秋冬加衣。饮食也是依时节而变。这表明,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在根本上必须遵从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不仅如此,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向人类提供生命存活与延续的物质给养,每个人的衣、食、住、用、行所需要的物质资料,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和馈赠。因而,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而从自然生态史来看,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某些动植物就早已生活于地球之上。这就意味着,某些地球生物具有比人类更为悠久的地球生活史,人类应该对它们予以敬畏、尊重和爱护。

  现代自然科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地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每一生物物种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都有他人他物无法代替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并且,任何一个物种,上至人类下至一株小草或一只蚂蚁,也都有着自身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每一地球物种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态位”。就人类而言,站好“生态位”不仅要求人类必须有特定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边界,而且要有正确的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且与其他物种保持适度的张力与动态平衡。如果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地超越自己的“生态位”,一方面,破坏和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过多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占、挤压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存空间,如把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盘中美味,这些行为势必招致自然界和其他生物物种的强烈回应与报复,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危机。因此,老子就曾告诫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就是说,天地之所以长久,是因为它不争或没有自己的私利。恩格斯也警示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正因如此,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安排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用生态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人类对自然心怀敬畏的必然要求。

  2.提升公民生态道德素养,为美好生态生活奠基   

  《纲要》明确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立生态道德之基,正生态道德之本,塑生态道德之魂,以提升公民的生态道德素养,形成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物动物(包括野生动物)之间和谐共生的良好关系,为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奠定基础。

  立生态道德之基。恩格斯说过:“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尚书·周书·泰誓上》中有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正是大自然孕育、创造了人类,因而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之基。所以,人类要立足于人与自然这一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现实地将生态道德的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有机统一起来,这一点,恰恰是人类真正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

  正生态道德之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生态资源与环境问题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挑战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公民必须将以自然为本现实地纳入生态道德之本真意涵之中。以自然为本,是指人类在维护与实现自身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审慎地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及其限度,以科学的生态精神与负责任的生态伦理实践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安全与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可以这样说,只有在以自然为本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的以人为本。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毫不顾及自然与生态承载力的单向度的以人为本,本质上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其实践结果必然给人类自身带来无尽的危害。

  塑生态道德之魂。生态道德是内容繁多、系统庞杂的体系,而生态责任无疑是生态道德体系的灵魂。这是因为,在人们的美好生活越发受到生态环境因素的现实制约时,只有以生态责任理念贯通和挈领生态道德体系,生态道德才能不断拓展、丰富和鲜活起来,才能显现出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方面的重大作用。通过公民生态道德建设,能在实践中唤醒人们的生态良心,激发人们的生态情感,培育人们的生态理念,提升人们的生态审美能力,而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聚焦于一点:使公民培养出强烈的生态责任精神并自觉承担和履行生态责任。

  3.推进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着力点  

  以法治力量推进和保障公民生态道德建设。制度与法律是规约行为、扬善抑恶、道德教化中不可或缺的刚性力量。良法是善治之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告诫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完善已有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另一方面要适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在立法层面严厉打击非法捕杀交易运输野生动物及制品,以及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与现象。各省区市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包括政府、企业、公民个人在内的所有自然人的生态行为进行严格规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真正发挥法治对全体公民生态行为的规范、惩戒、震慑、警示与教育作用。

  不断加大面向全体公民的生态知识传播和生态教育力度。知其善才能行其善,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生态知识,是公民履行生态责任的前提。公民的生态道德素养较低,与接受的生态教育不足、生态知识素养缺乏有关。各级政府要利用各种方式加强对公民生态知识的传播和教育,帮助所有公民全面了解生态系统和人类应承担的生态责任。在此过程中,要把复杂高深的理论简化为内容生动活泼和可视化的通俗知识体系,这样,普通公民才能将这些知识听懂、识记和理解,并将其铭记于心。与此同时,还要把生态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呈现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唤醒公民内心深处的生态良知、不断激发生态觉悟,促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与工作实践中自觉反思和审视自己的需要、欲望与行为,进而不断矫正自己的不合理需求、克制不良欲望并减少盲目行为,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绿色化。

  把公民生态道德建设融入公民成长的“生态嵌套结构”及其运行全过程。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有句名言:“人是环境的产物。”马克思肯定并发展了此观点,他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而美国学者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生态系统是“一组嵌套结构,每一个嵌套在下一个中,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并且嵌套结构是一个由微系统、内部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这样一个由小至大、由内向外的嵌套结构构成的生态系统。其中,小的嵌套结构如家庭、学校、社区、企业等,大的嵌套结构如共同体、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地球和自然生态。由此可知,每一个个体对自然的敬畏精神和生态道德的形成也是在嵌套结构中受结构运行和影响的结果。公民生态道德建设必须与各个嵌套结构的运行紧密结合起来,而非游离于生态嵌套结构的运行之外。即是说,要把公民生态道德建设的内容贯穿于家庭、学校、企业、媒体、民间组织等各类组织及其规则和组织运行的全过程。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升和锻造公民的道德素养与生态道德品格。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这表明,具有某种美德的人是通过实践锻造而成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躬身践行美德,我们才能把自己塑造成为社会所期待的有德之人。公民的生态道德素养是从不浪费粮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和塑料袋、不践踏绿地草坪、不乱砍滥伐森林树木这样一些具体道德行为的反复实践中开始生发的,而热爱自然、保护自然、节约资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环境正义、生态修复、生态审美、生态责任等更高层次的生态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则需要更持久的实践和磨炼,才能由外部的他律转化为公民的自律,最后形成稳定的生态行为习惯和生态道德品格。而随着公民生态行为习惯和生态道德品格的形成,我们就可以日益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污染,通过发展方式的变革和生态修复还大自然以原色,进而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关爱、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的伦理自觉与生态道德风尚。

  (作者:龙静云,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伦理学学会会长)

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伦理学思考

作者:陈泽环


【有感而发】  

  在全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作为具有极强社会实践责任的伦理学者应该努力发挥伦理学学科反思、规范和引导作用,在伦理道德方面为抗击疫情提供建设性意见。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伦理学者从政治伦理、市场伦理、角色伦理、慈善伦理、公共伦理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本文则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呼吁伦理学界积极参与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斗争当中来。

  在我国包括道德哲学、伦理思想史、伦理社会学、应用伦理学等在内的伦理学学科体系中,生命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主要研究卫生健康领域中的重大公共性伦理问题及其道德冲突,以供决策参考并影响公众。面对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生命伦理学者应以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问题为中心,进行深入反思、合理规范和正面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敬畏生命的精妙论述。例如,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等等。这些观点,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德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他认为中国的伦理学者早就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例如,他指出孟子以感人的语言表达了对动物的同情,列子认为动物心理和人类心理的差别并不很大,杨朱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太上感应篇》包含了许多善待动物和植物的格言,甚至提到了《月令》“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的要求。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施韦泽明确提出敬畏生命的概念,指出:“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他基于欧洲传统思想认为道德关系只限于人类自身,把动物、植物等生命形态置之度外的缺陷,认为世界不仅是过程,而且是生命,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倡导一种对所有生命都承担起责任的伦理学。我国学者朱贻庭也认为,生命作为敬畏的对象具有崇高的价值。人们因其崇高而敬,因敬其崇高而畏,即畏己之冒犯崇高也。唯有对崇高价值之敬畏才会有维护崇高价值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这里的实质在于,人把生命作为至高的价值。因此把“敬畏生命”作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是可行的。

  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在于行动,特别是从个人行动扩展成全体公民的行动。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已经充分动员起来,团结奋斗,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正在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广大医护人员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主动请战、不怕牺牲、不辞辛劳、攻坚克难,成为阻击疫情的中坚力量,也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而从当代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角度看来,这也是一个从敬畏生命到敬佑生命的深化、丰富和发展过程。如果从释义上来理解“敬佑”这个词语,可以说它综合了“敬畏”和“佑助”两层含义,强调对生命不仅要敬畏,而且要佑助,并且把重点放在了佑助上。这就更突出了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中,人们采取实际行动的重要性。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攸关全体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时刻,伦理学工作者要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事上磨炼”,把“敬畏生命”的信念落实为“敬佑生命”的行动,向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义无反顾、舍己救人的医护人员学习,团结一心、排除干扰,直至最终战胜疫情。中华民族有通过道德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不仅敬畏人的生命,而且敬畏自然的生命。生命伦理学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应用到抗击疫情实践中,进一步深化生命伦理学学科的研究。我们要为此努力!

    (作者:陈泽环,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公共健康及其优先性

作者:龚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这次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重灾区武汉率先采取了封城的措施,随后湖北中等城市均先后采取了类似措施。专家们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这种易感染人群的传染病,有效阻止其传播的方式就是重点人群隔离。重点人群隔离甚至封城这样的措施,涉及一个必须回答的伦理问题: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怎样界定公共健康这一概念?1920年,美国公共健康专家温思路提出:“公共健康是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和效益的科学与艺术。这些有组织的社区努力包括改进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教育每个人注意卫生,组织医护人员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性治疗提供服务,建立社会机制来确保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能达到适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标准。组织这些效益的目的是使每个公民都能实现其与生俱来的健康和长寿权利。”这一定义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接受,并沿用至今。公共健康是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涉及每个人的健康与长寿。公共健康也就是通过健康卫生的公共环境来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

  公共健康概念具有以下特征:一,公共健康是社会公共产品,是一种公共善。必须有各级政府、社区以及不同部门的共同参与与协作。这次防控疫情范围之大、面积之广、难度之大,没有党的统一指挥和统一部署,各级政府部门齐心协力奋战,是不可能打好这一战役的。二,公共健康以人口整体为对象,关涉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问题。公共健康将人类的健康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或者说是置于群体层面来研究,其目标是减少患病和提前死亡的人数。在流行性传染病发生的时期,公共健康所重视的是发病机制问题。如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易传播性,采取必要的强制性隔离措施,就是减少发病的有力措施。

  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公共健康的首要原则,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面对疫情,强调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极端重要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执政为民的责任担当。人民群众有多种利益,如物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精神文化利益等,但是,生命财产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而这一利益如果离开了公共健康的保障,就会成为空谈。

  公共健康以个人健康为前提和基础,指向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问题,而个人健康指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健康问题。从个体角度看,除去遗传因素,每个人的生活习性、饮食偏好以及性格等因素往往影响其健康状况。一般而言,个人健康是个人自主的领域。然而,从公共健康的角度看,个人健康不仅是个人责任,同时也是社会责任。公共健康不仅在于保护个人不受他人不卫生或传染性疾病的影响,更在于提升和改善社会成员的居住卫生环境,维护和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素质。影响公共健康的因素,往往就是影响个人健康的因素,同时也可以反过来看,影响个人健康的因素,往往会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因素。如普遍性的不良习性(吸烟),即使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对他人有健康影响,但由此导致众多个人健康出现问题,也将从整体上造成人口健康素质的下降。

  公共健康所要保护的是每个人的健康,当某个社会成员染上了某种传染病,社会有责任对他进行医治。然而,仅仅进行医治是不够的,如果任其自由行动,其疾病将会传染给他人,从而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对此,从公共健康角度出发,不仅要对传染病人进行积极的治疗,还要从保护其他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出发,限制传染病人的行动自由,这里,就自然会出现维护公共健康与限制个人行动自由之间的冲突。

  在危及社会全体成员健康的疫情面前,限制个人行动自由的正当合理性在哪里?英国学者密尔指出:“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不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伤害。”这里所说的“防止对他人的伤害”,是指社会或社会权力机构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涉,从而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他人伤害。换言之,以不伤害他人为理由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预,这样的干预就是正当合理的。

  实际上,即使是仅仅涉及行为者本身的生命安全问题时,公共健康从保护行为者的角度进行干预,也具有正当合理性。密尔曾经指出,当有人想走上一座断桥而有生命危险时,这时阻止他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换言之,个人行动自由也只有在无碍生命的前提下才具有意义。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建议大家在非常时期都少出门而自动隔离在家,就体现了公共健康将全体成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自己保护范围的基本要求。

  当公共健康与个人行动自由相冲突时,将公共健康置于优先性地位考虑,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和立场。当然,即使是采取强制性的隔离,也应有相应合理的措施,能够使被隔离者感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对被隔离者来说,应当意识到这种举措对于公共健康的重要性。应当使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作者:龚群,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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